第 286章 王阳明为什么被称为“圣人”？6
【5.2与朱熹理学的分庭抗礼
王阳明心学的兴起，在明代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波澜，其最直接的表现便是与当时占据官方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
朱熹理学强调“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最高准则，主张通过“格物致知”来认识外在的“理”，即通过对具体事物的观察和研究，逐渐积累知识，最终达到对“天理”的豁然贯通。
这种治学路径强调向外探求，注重读书穷理，其末流容易导致繁琐支离和知行脱节的弊病。
王阳明早年也曾遵循朱子的“格物”之说，曾有“格竹”七日而病倒的经历，这使他开始对朱子学的有效性产生怀疑。
“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明确提出“心即理”，认为“理”不在心外，而在人心之中。他批评朱子将“心”与“理”分而为二，认为这会导致“析心与理为二，而精一之学亡”（《传习录》中）。
在此基础上，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学说，强调成圣的根本在于向内反观自心，发现并廓清自己固有的良知，并在实践中将其贯彻始终。这种思想与朱熹理学在核心观点和修养方法上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王阳明认为，朱子所说的“格物致知”是“义外”之说，而他的“致良知”则是“义内”之学。他强调道德实践的内在自觉性，认为“良知之外别无知矣”，知识的获取最终是为了更好地“致良知”。
阳明心学对朱子学的纠偏和超越，为当时的思想界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引发了长期的学术论争。尽管王阳明在世时其学说曾受到官方和部分正统理学家的压制和排斥，被斥为“邪说”，但其思想的独特魅力和实践价值，使其最终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并与朱子理学共同构成了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
5.3“圣人”称号的传承与认可
王阳明“圣人”称号的获得，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其间充满了争议和反复。
王阳明在世时，其心学思想虽然影响日隆，但也因其与官方正统的程朱理学相左，而屡遭非议和打压。一些守旧大臣和程朱理学的信奉者，以其“好古冠服，喜谈新学”为由，反对其入阁辅政，甚至指责其学术为“邪说”。
嘉靖皇帝也曾因其奏功夸大等理由，对其人品和学术作出近于全面否定的评价。这种来自庙堂的偏见和压制，使得王阳明生前并未获得与其贡献相称的尊崇。
然而，历史的评价往往是公正的。王阳明去世后，其思想和事功逐渐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认可和推崇。
明穆宗隆庆年间，朝廷对王阳明的评价开始发生转变。隆庆元年（1567年），吏部、兵部在会议王阳明功罪时，虽然本意可能侧重于“罪”，但客观上却不得不承认其“具文武之全才、阐圣贤之绝学”，并追赠其为新建侯，谥“文成”。这标志着官方对王阳明事功和学术的初步肯定。到了万历十二年（1584年），经过反复争议，王阳明最终得以从祀孔庙，被称为“先儒王子”，与薛瑄、胡居仁、陈献章并列，成为明代“钦定”的四位大儒之一。大学士申时行在褒扬王阳明时，称其学为“真儒之有用”，能够“明真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曲”。
这标志着阳明心学正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推崇。
在民间和学术界，对王阳明的评价则更为积极和崇高。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称其为“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
清代学者王士祯则评价王阳明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这些评价充分肯定了王阳明在思想、事功和人格方面的卓越成就。随着时间的推移，王阳明“圣人”的地位逐渐得到巩固和广泛认可，其心学思想也持续影响着后世。历史上甚至有“两个半圣人”的说法，认为孔子和王阳明是实现了“三不朽”的完整圣人，而曾国藩只算半个。
这种说法虽然未必严谨，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阳明在后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王阳明“圣人”称号的传承与认可，是历史对其一生功业和思想价值的最终肯定。
6.结论：王阳明作为“圣人”的当世意义
王阳明作为中国历史上公认的“圣人”之一，其思想、事功与人格境界，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当今时代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在快速变化、充满挑战的现代社会，王阳明心学所蕴含的智慧，能够为我们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和行动指南。
首先，“致良知”学说提醒我们关注内心的道德自觉与建设。在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盛行的当下，人们容易在追逐外在成功的过程中迷失自我，忽略内心的声音。
王阳明强调“良知”是人人生而具有的道德本心，是判断是非善恶的内在标准。通过“致良知”的工夫，不断反省内心，去除私欲的蒙蔽，可以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道德底线，做出符合道义的选择。这对于提升个体道德素养，构建诚信友善的社会风尚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知行合一”的思想倡导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反对空谈与虚浮。
现代社会信息爆炸，各种理论和观点层出不穷，但往往缺乏有效的实践和落实。王阳明认为，真正的“知”必然包含“行”的趋向，而真正的“行”也必然以“知”为指导。
这启示我们要将所学所思应用于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勇于实践，敢于担当，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
这对于培养务实精神，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
王阳明心学的兴起，在明代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波澜，其最直接的表现便是与当时占据官方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
朱熹理学强调“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最高准则，主张通过“格物致知”来认识外在的“理”，即通过对具体事物的观察和研究，逐渐积累知识，最终达到对“天理”的豁然贯通。
这种治学路径强调向外探求，注重读书穷理，其末流容易导致繁琐支离和知行脱节的弊病。
王阳明早年也曾遵循朱子的“格物”之说，曾有“格竹”七日而病倒的经历，这使他开始对朱子学的有效性产生怀疑。
“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明确提出“心即理”，认为“理”不在心外，而在人心之中。他批评朱子将“心”与“理”分而为二，认为这会导致“析心与理为二，而精一之学亡”（《传习录》中）。
在此基础上，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学说，强调成圣的根本在于向内反观自心，发现并廓清自己固有的良知，并在实践中将其贯彻始终。这种思想与朱熹理学在核心观点和修养方法上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王阳明认为，朱子所说的“格物致知”是“义外”之说，而他的“致良知”则是“义内”之学。他强调道德实践的内在自觉性，认为“良知之外别无知矣”，知识的获取最终是为了更好地“致良知”。
阳明心学对朱子学的纠偏和超越，为当时的思想界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引发了长期的学术论争。尽管王阳明在世时其学说曾受到官方和部分正统理学家的压制和排斥，被斥为“邪说”，但其思想的独特魅力和实践价值，使其最终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并与朱子理学共同构成了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
5.3“圣人”称号的传承与认可
王阳明“圣人”称号的获得，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其间充满了争议和反复。
王阳明在世时，其心学思想虽然影响日隆，但也因其与官方正统的程朱理学相左，而屡遭非议和打压。一些守旧大臣和程朱理学的信奉者，以其“好古冠服，喜谈新学”为由，反对其入阁辅政，甚至指责其学术为“邪说”。
嘉靖皇帝也曾因其奏功夸大等理由，对其人品和学术作出近于全面否定的评价。这种来自庙堂的偏见和压制，使得王阳明生前并未获得与其贡献相称的尊崇。
然而，历史的评价往往是公正的。王阳明去世后，其思想和事功逐渐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认可和推崇。
明穆宗隆庆年间，朝廷对王阳明的评价开始发生转变。隆庆元年（1567年），吏部、兵部在会议王阳明功罪时，虽然本意可能侧重于“罪”，但客观上却不得不承认其“具文武之全才、阐圣贤之绝学”，并追赠其为新建侯，谥“文成”。这标志着官方对王阳明事功和学术的初步肯定。到了万历十二年（1584年），经过反复争议，王阳明最终得以从祀孔庙，被称为“先儒王子”，与薛瑄、胡居仁、陈献章并列，成为明代“钦定”的四位大儒之一。大学士申时行在褒扬王阳明时，称其学为“真儒之有用”，能够“明真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曲”。
这标志着阳明心学正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推崇。
在民间和学术界，对王阳明的评价则更为积极和崇高。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称其为“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
清代学者王士祯则评价王阳明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这些评价充分肯定了王阳明在思想、事功和人格方面的卓越成就。随着时间的推移，王阳明“圣人”的地位逐渐得到巩固和广泛认可，其心学思想也持续影响着后世。历史上甚至有“两个半圣人”的说法，认为孔子和王阳明是实现了“三不朽”的完整圣人，而曾国藩只算半个。
这种说法虽然未必严谨，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阳明在后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王阳明“圣人”称号的传承与认可，是历史对其一生功业和思想价值的最终肯定。
6.结论：王阳明作为“圣人”的当世意义
王阳明作为中国历史上公认的“圣人”之一，其思想、事功与人格境界，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当今时代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在快速变化、充满挑战的现代社会，王阳明心学所蕴含的智慧，能够为我们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和行动指南。
首先，“致良知”学说提醒我们关注内心的道德自觉与建设。在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盛行的当下，人们容易在追逐外在成功的过程中迷失自我，忽略内心的声音。
王阳明强调“良知”是人人生而具有的道德本心，是判断是非善恶的内在标准。通过“致良知”的工夫，不断反省内心，去除私欲的蒙蔽，可以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道德底线，做出符合道义的选择。这对于提升个体道德素养，构建诚信友善的社会风尚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知行合一”的思想倡导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反对空谈与虚浮。
现代社会信息爆炸，各种理论和观点层出不穷，但往往缺乏有效的实践和落实。王阳明认为，真正的“知”必然包含“行”的趋向，而真正的“行”也必然以“知”为指导。
这启示我们要将所学所思应用于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勇于实践，敢于担当，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
这对于培养务实精神，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