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5章 满载而归
这些日常的窘迫，此刻在二妮心头格外清晰。想起上次卖野猪肉时收的那几张工业券，没有丝毫犹豫，她深吸一口气，转身走向县城中心那个看起来最气派的地方——县供销社。
高大的门脸，刷着绿漆的木头柜台，玻璃橱窗里陈列着一些紧俏商品的样品，但大多是空的，墙上也跟镇上的供销社似的挂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红色标语。
里面人不少，但大多在排队或观望，真正买东西的不多。
二妮找到卖搪瓷制品的柜台，玻璃柜台下，摆放着几样在灰暗背景中显得格外亮眼的物件——搪瓷杯子和搪瓷盆。
杯子有大有小，印着简单的红双喜或者工农兵图案；盆子有脸盆和稍小点的洗菜盆，大多是素净的白色或者军绿色，边缘滚着一圈天蓝或大红的边，看起来厚实又光洁。这些东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就是普通人家里的体面和耐用象征。
二妮的目光迅速扫过，心里飞快地盘算着券和钱：
她需要三个搪瓷杯子，三姐弟一人一个。不能再用豁口的破碗了，热汤热水容易烫着。选那种中等大小、印着红双喜的，喜庆又结实，用工业券买的话8毛钱一个。
再买两个搪瓷盆，一个用来洗脸，一个用来洗菜和面，家里那个破瓦盆就用来洗脚吧。中号的就足够用了，花色简单的两块钱一个，花色复杂的要更贵一些。
她手里的工业券足够买这些，钱也够！一股小小的、踏实的喜悦涌上心头。这钱和券花得值！都是能实实在在能用上很久的东西。
“同志，” 二妮指着柜台里的东西，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麻烦您，我要三个这个红双喜的搪瓷缸子，一个这个绿色的搪瓷脸盆，还有那个白色的盆。”
售货员是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脸上没什么表情，带着一种不以为然的冷漠。她抬了抬眼皮，确认了一下：“都要？有券么？”
“有有。” 二妮赶紧从口袋里掏出那几张工业券，连同数好的6块4毛钱，一起递了过去。
售货员接过钱和券，仔细核对了数额，点出3张券，又拿起券对着光看了看水印，确认无误后，才转身从货架上取下二妮要的东西。
“喏，拿好。搪瓷的，怕磕碰，自己小心点。” 售货员把东西一件件放在柜台上，语气平淡地叮嘱了一句。
“哎！谢谢同志！” 二妮的声音里透着由衷的感激。她伸出手，指尖触碰到搪瓷那冰凉、光滑、坚硬的表面，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油然而生。她仔细检查了一下，杯子上的红双喜鲜艳端正，盆子没有掉瓷磕碰。完美！
她小心翼翼地把三个杯子塞进背篓的空隙里，用报纸小心地隔开。军绿色的脸盆和白色的小盆则摞在一起，倒扣在背篓里，用报纸遮盖住塞好。
沉甸甸、冰凉凉的触感透过棉袄传来，这不仅是盆和杯子，是日子一点点从“勉强活着”向“像个样子”转变的微小基石。
背着沉重的背篓，二妮再次走出供销社的大门。夕阳的余晖给灰扑扑的县城镀上了一层极其短暂的金边。
她不敢再耽搁，加快脚步赶着去车站，去的路上，找了个死角把搪瓷杯和搪瓷盆都送进了空间里，一路背着，不仅累，更怕引来不必要的目光和麻烦。
公交车票两毛钱一张，回去的人也不多，她还是找了个后排的座位，后排清静。
赶到公社马车点时，天已经完全黑透了。寒风比来时更凛冽，像无数根冰冷的针扎在脸上。那架熟悉的木头板车孤零零地停在冷风里，驴子不耐烦地喷着白气，蹄子刨着冻硬的土地。赶车的张老栓裹紧了那件旧羊皮袄，缩着脖子，正跺脚取暖。
“老栓叔！”二妮小跑过去，声音带着赶路的喘息。她抿了抿嘴——不知道老栓叔在这等了多久。
张老栓转过头，浑浊的眼睛在昏暗的罩子灯灯光下打量了她一下，看到她背篓装满了报纸，只闷声问：“都办妥了？上车吧，就等你了！”
车上已经坐着几个白天去县城的村民，此刻都冻得蔫蔫的，裹着破棉袄袖着手打盹，没人说话。也没有因为二妮的迟到而说什么。
二妮默默爬上后车板，找了个角落蜷缩起来。冷硬的木板寒气立刻透过单薄的棉裤侵袭上来，她忍不住打了个哆嗦，把背篓紧紧搂在怀里，试图汲取一点书本和纸张的微弱暖意。
“坐稳了！”张老栓吆喝一声，甩了个响鞭。驴车吱吱呀呀地启动，在坑洼的冻土路上颠簸起来。寒风毫无遮挡地从四面八方灌进来，吹透了棉衣，冻得人牙齿打颤。
二妮缩着脖子把脸埋进膝盖，车上的人都没什么交谈的欲望，只有驴子粗重的喘息、车轮碾压冻土的咯吱声、以及呼啸的风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寒冷归途的背景音。
疲惫像潮水般涌上来，眼皮沉重得打架。二妮迷迷糊糊地想着：新水壶和新铁锅在空间里，搪瓷盆和杯子也在，回家就能用上了。柱子和小妹穿上新棉衣棉裤了吗？炉子里的火还旺不旺？还有大白兔奶糖……她都能想象的到弟妹惊喜的小脸。
驴车在黑暗中不知走了多久，终于，远处出现了点点微弱的灯火——那是村子的方向！又走了一段路，张老栓一声悠长的吆喝：“到村口了！都下车吧！”
车上的人如同解冻般活动起来，纷纷跳下车，裹紧衣服，低着头，各自匆匆消失在通往自家的小路上。
二妮也迷糊着跳下车，双脚冻得几乎麻木，踩在地上像踩着棉花。她对着张老栓鞠了个躬说了声：“谢谢您了，老栓叔！” 便背起背篓，朝着自家那点微弱光亮的方向，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去。
高大的门脸，刷着绿漆的木头柜台，玻璃橱窗里陈列着一些紧俏商品的样品，但大多是空的，墙上也跟镇上的供销社似的挂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红色标语。
里面人不少，但大多在排队或观望，真正买东西的不多。
二妮找到卖搪瓷制品的柜台，玻璃柜台下，摆放着几样在灰暗背景中显得格外亮眼的物件——搪瓷杯子和搪瓷盆。
杯子有大有小，印着简单的红双喜或者工农兵图案；盆子有脸盆和稍小点的洗菜盆，大多是素净的白色或者军绿色，边缘滚着一圈天蓝或大红的边，看起来厚实又光洁。这些东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就是普通人家里的体面和耐用象征。
二妮的目光迅速扫过，心里飞快地盘算着券和钱：
她需要三个搪瓷杯子，三姐弟一人一个。不能再用豁口的破碗了，热汤热水容易烫着。选那种中等大小、印着红双喜的，喜庆又结实，用工业券买的话8毛钱一个。
再买两个搪瓷盆，一个用来洗脸，一个用来洗菜和面，家里那个破瓦盆就用来洗脚吧。中号的就足够用了，花色简单的两块钱一个，花色复杂的要更贵一些。
她手里的工业券足够买这些，钱也够！一股小小的、踏实的喜悦涌上心头。这钱和券花得值！都是能实实在在能用上很久的东西。
“同志，” 二妮指着柜台里的东西，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麻烦您，我要三个这个红双喜的搪瓷缸子，一个这个绿色的搪瓷脸盆，还有那个白色的盆。”
售货员是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脸上没什么表情，带着一种不以为然的冷漠。她抬了抬眼皮，确认了一下：“都要？有券么？”
“有有。” 二妮赶紧从口袋里掏出那几张工业券，连同数好的6块4毛钱，一起递了过去。
售货员接过钱和券，仔细核对了数额，点出3张券，又拿起券对着光看了看水印，确认无误后，才转身从货架上取下二妮要的东西。
“喏，拿好。搪瓷的，怕磕碰，自己小心点。” 售货员把东西一件件放在柜台上，语气平淡地叮嘱了一句。
“哎！谢谢同志！” 二妮的声音里透着由衷的感激。她伸出手，指尖触碰到搪瓷那冰凉、光滑、坚硬的表面，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油然而生。她仔细检查了一下，杯子上的红双喜鲜艳端正，盆子没有掉瓷磕碰。完美！
她小心翼翼地把三个杯子塞进背篓的空隙里，用报纸小心地隔开。军绿色的脸盆和白色的小盆则摞在一起，倒扣在背篓里，用报纸遮盖住塞好。
沉甸甸、冰凉凉的触感透过棉袄传来，这不仅是盆和杯子，是日子一点点从“勉强活着”向“像个样子”转变的微小基石。
背着沉重的背篓，二妮再次走出供销社的大门。夕阳的余晖给灰扑扑的县城镀上了一层极其短暂的金边。
她不敢再耽搁，加快脚步赶着去车站，去的路上，找了个死角把搪瓷杯和搪瓷盆都送进了空间里，一路背着，不仅累，更怕引来不必要的目光和麻烦。
公交车票两毛钱一张，回去的人也不多，她还是找了个后排的座位，后排清静。
赶到公社马车点时，天已经完全黑透了。寒风比来时更凛冽，像无数根冰冷的针扎在脸上。那架熟悉的木头板车孤零零地停在冷风里，驴子不耐烦地喷着白气，蹄子刨着冻硬的土地。赶车的张老栓裹紧了那件旧羊皮袄，缩着脖子，正跺脚取暖。
“老栓叔！”二妮小跑过去，声音带着赶路的喘息。她抿了抿嘴——不知道老栓叔在这等了多久。
张老栓转过头，浑浊的眼睛在昏暗的罩子灯灯光下打量了她一下，看到她背篓装满了报纸，只闷声问：“都办妥了？上车吧，就等你了！”
车上已经坐着几个白天去县城的村民，此刻都冻得蔫蔫的，裹着破棉袄袖着手打盹，没人说话。也没有因为二妮的迟到而说什么。
二妮默默爬上后车板，找了个角落蜷缩起来。冷硬的木板寒气立刻透过单薄的棉裤侵袭上来，她忍不住打了个哆嗦，把背篓紧紧搂在怀里，试图汲取一点书本和纸张的微弱暖意。
“坐稳了！”张老栓吆喝一声，甩了个响鞭。驴车吱吱呀呀地启动，在坑洼的冻土路上颠簸起来。寒风毫无遮挡地从四面八方灌进来，吹透了棉衣，冻得人牙齿打颤。
二妮缩着脖子把脸埋进膝盖，车上的人都没什么交谈的欲望，只有驴子粗重的喘息、车轮碾压冻土的咯吱声、以及呼啸的风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寒冷归途的背景音。
疲惫像潮水般涌上来，眼皮沉重得打架。二妮迷迷糊糊地想着：新水壶和新铁锅在空间里，搪瓷盆和杯子也在，回家就能用上了。柱子和小妹穿上新棉衣棉裤了吗？炉子里的火还旺不旺？还有大白兔奶糖……她都能想象的到弟妹惊喜的小脸。
驴车在黑暗中不知走了多久，终于，远处出现了点点微弱的灯火——那是村子的方向！又走了一段路，张老栓一声悠长的吆喝：“到村口了！都下车吧！”
车上的人如同解冻般活动起来，纷纷跳下车，裹紧衣服，低着头，各自匆匆消失在通往自家的小路上。
二妮也迷糊着跳下车，双脚冻得几乎麻木，踩在地上像踩着棉花。她对着张老栓鞠了个躬说了声：“谢谢您了，老栓叔！” 便背起背篓，朝着自家那点微弱光亮的方向，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