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227 章 转机
王贵的死，像一块阴冷的巨石压在巡视组每个人的心头。
内部可能存在“内鬼”的阴影，让原本紧密合作的团队氛围蒙上了一层难以言说的隔阂。
交流变得谨慎，眼神中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
孟寻按照李老的指示，开始了极其隐秘的内部排查。
他首先从信息泄露的几个关键节点入手：谁知道王贵举报信的具体内容？
谁知道初步核实的结果？
谁知道准备接触王贵的计划？
他不动声色地调阅了近期的内部通讯记录、资料借阅登记，甚至留意每个人在敏感时间段内的行踪。
这项工作必须做得悄无声息，既要找出可能的隐患，又不能引起真正的内鬼警觉，更不能让其他同志感到不被信任。
与此同时，外部的压力有增无减。
王贵“意外”身亡后，对方的气焰似乎更加嚣张。
网络上关于孟寻的污蔑言论再次沉渣泛起，而且内容更加恶毒，甚至暗示王贵的死与孟寻“逼供”、“施加压力”有关，企图将脏水反泼到巡视组身上。
更令人不安的是，巡视组驻地周围出现了一些形迹可疑的陌生面孔，像是在监视。
组内成员单独外出时，也隐约感觉有人尾随。
一种无形的恐吓氛围在弥漫。
“他们这是在向我们施压，想让我们知难而退。”
李老在一次核心成员会议上分析道，
“王贵的死，是他们狗急跳墙的表现，也说明我们确实触碰到了他们的核心机密。现在他们是想用这种高压态势，扰乱我们的心神，逼迫我们犯错或者撤离。”
“那我们更不能退！”
老陈梗着脖子，
“这时候退了，王贵就白死了！那些蛀虫就更无法无天了！”
“当然不能退。”
孟寻接口，眼神冷冽，
“但我们要改变策略。对方现在高度警觉，正面强攻很难。
王贵这条线虽然断了，但我们之前掌握的其他线索，比如税务问题、地下钱庄，还有历史遗留的土地问题，要继续深挖，但方式要更隐蔽。
另外，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敲山震虎’。”
“敲山震虎？”李老若有所思。
“对。”
孟寻解释道，
“对方现在如同惊弓之鸟。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不那么核心，但同样能让他们感到肉疼的违规问题，比如‘龙腾实业’在环保、安全生产、或者劳工权益方面存在的明显漏洞，联合相关执法部门，
进行高调、规范的检查和处理。这不涉及核心的腐败问题，他们无法直接阻挠，但足以让他们难受，
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甚至可能促使他们内部产生混乱，为我们寻找更核心的证据创造机会。”
李老沉吟片刻，点了点头：“可以。这叫正面佯攻，牵制敌人。具体你来部署，注意尺度和法律依据。”
很快，临州市环保局、安监局等部门，依据群众举报和例行检查计划，对“龙腾实业”旗下的几家工厂进行了突击检查，
果然发现了不少问题，依法进行了处罚和限期整改。媒体对此进行了适度报道。
这一招，果然让吴天豪有些措手不及，疲于应付。
他虽然知道这可能只是巡视组的佯攻，但实实在在的罚款和整改要求也让他损失不小，更重要的是，
这种被公开“敲打”的感觉，让他和他背后的势力感到极度不适和不安。
与此同时，孟寻的内部排查也有了初步进展。
通过交叉比对和细致的观察，他将怀疑范围缩小到了包括孙磊在内的两三个人身上。
他没有打草惊蛇，而是加强了对这几人经手工作的复核与监控。
孙磊显然感受到了某种异样。
组内气氛的微妙变化，以及孟寻偶尔投来的看似无意却极具穿透力的目光，都让他如坐针毡。
他偷偷向江家传递信息的频率降低了，内容也变得谨慎起来，生怕露出马脚。
这种惶恐不安，本身就是一种信号。
就在正面佯攻和内鬼排查同步进行时，另一条看似不起眼的线索，却意外带来了转机。
负责回溯历史土地问题的小组，在查阅大量陈旧档案后，找到了一份当年那家破产集体企业——临江五金厂的职工安置补偿协议副本。
协议本身并无特别，但附带的职工签字名单中，有一个名字引起了孟寻的注意：王贵！
王贵竟然曾是临江五金厂的职工！
这个发现让孟寻精神大振。王贵作为该厂职工，亲身经历了企业破产、土地被收储继而低价转让给“龙腾实业”前身的过程。
他后来的举报，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在“龙腾实业”工作时目睹了骗税行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很可能与当年这笔存在巨大疑问的土地交易有关！
他掌握的秘密，可能比想象中更多！
虽然王贵已死，但他曾经的工友、当年的厂领导呢？
这些人，或许也知道一些内情，而且由于年代久远，可能并未被对方纳入“清理”范围。
孟寻立即调整方向，指示小组秘密寻访当年临江五金厂的老职工，尤其是与王贵关系较近、或者曾参与过维权的人。
这项工作同样需要极度小心，避免被对方察觉。
调查人员化装成社科研究人员，以进行“企业改革口述史”调研的名义，开始了艰难的寻访。
巡视组与江家及其代理人的较量，进入了一个更加微妙和紧张的阶段。
表面上，围绕着“龙腾实业”的环保、安全等问题，进行着合规层面的博弈。
暗地里，关于土地历史问题的秘密调查在小心翼翼地进行。
而巡视组内部，甄别内鬼的工作也在无声地持续。
孟寻感觉自己像是在走钢丝，一边要应对明处的压力，一边要提防暗处的冷箭，还要在迷雾中寻找那若隐若现的真相之光。
王贵的死，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场斗争的残酷性，也让他肩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愈发沉重。
他偶尔会和远在京城的张晚晴通个电话，听听她的声音，报个平安。
内部可能存在“内鬼”的阴影，让原本紧密合作的团队氛围蒙上了一层难以言说的隔阂。
交流变得谨慎，眼神中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
孟寻按照李老的指示，开始了极其隐秘的内部排查。
他首先从信息泄露的几个关键节点入手：谁知道王贵举报信的具体内容？
谁知道初步核实的结果？
谁知道准备接触王贵的计划？
他不动声色地调阅了近期的内部通讯记录、资料借阅登记，甚至留意每个人在敏感时间段内的行踪。
这项工作必须做得悄无声息，既要找出可能的隐患，又不能引起真正的内鬼警觉，更不能让其他同志感到不被信任。
与此同时，外部的压力有增无减。
王贵“意外”身亡后，对方的气焰似乎更加嚣张。
网络上关于孟寻的污蔑言论再次沉渣泛起，而且内容更加恶毒，甚至暗示王贵的死与孟寻“逼供”、“施加压力”有关，企图将脏水反泼到巡视组身上。
更令人不安的是，巡视组驻地周围出现了一些形迹可疑的陌生面孔，像是在监视。
组内成员单独外出时，也隐约感觉有人尾随。
一种无形的恐吓氛围在弥漫。
“他们这是在向我们施压，想让我们知难而退。”
李老在一次核心成员会议上分析道，
“王贵的死，是他们狗急跳墙的表现，也说明我们确实触碰到了他们的核心机密。现在他们是想用这种高压态势，扰乱我们的心神，逼迫我们犯错或者撤离。”
“那我们更不能退！”
老陈梗着脖子，
“这时候退了，王贵就白死了！那些蛀虫就更无法无天了！”
“当然不能退。”
孟寻接口，眼神冷冽，
“但我们要改变策略。对方现在高度警觉，正面强攻很难。
王贵这条线虽然断了，但我们之前掌握的其他线索，比如税务问题、地下钱庄，还有历史遗留的土地问题，要继续深挖，但方式要更隐蔽。
另外，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敲山震虎’。”
“敲山震虎？”李老若有所思。
“对。”
孟寻解释道，
“对方现在如同惊弓之鸟。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不那么核心，但同样能让他们感到肉疼的违规问题，比如‘龙腾实业’在环保、安全生产、或者劳工权益方面存在的明显漏洞，联合相关执法部门，
进行高调、规范的检查和处理。这不涉及核心的腐败问题，他们无法直接阻挠，但足以让他们难受，
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甚至可能促使他们内部产生混乱，为我们寻找更核心的证据创造机会。”
李老沉吟片刻，点了点头：“可以。这叫正面佯攻，牵制敌人。具体你来部署，注意尺度和法律依据。”
很快，临州市环保局、安监局等部门，依据群众举报和例行检查计划，对“龙腾实业”旗下的几家工厂进行了突击检查，
果然发现了不少问题，依法进行了处罚和限期整改。媒体对此进行了适度报道。
这一招，果然让吴天豪有些措手不及，疲于应付。
他虽然知道这可能只是巡视组的佯攻，但实实在在的罚款和整改要求也让他损失不小，更重要的是，
这种被公开“敲打”的感觉，让他和他背后的势力感到极度不适和不安。
与此同时，孟寻的内部排查也有了初步进展。
通过交叉比对和细致的观察，他将怀疑范围缩小到了包括孙磊在内的两三个人身上。
他没有打草惊蛇，而是加强了对这几人经手工作的复核与监控。
孙磊显然感受到了某种异样。
组内气氛的微妙变化，以及孟寻偶尔投来的看似无意却极具穿透力的目光，都让他如坐针毡。
他偷偷向江家传递信息的频率降低了，内容也变得谨慎起来，生怕露出马脚。
这种惶恐不安，本身就是一种信号。
就在正面佯攻和内鬼排查同步进行时，另一条看似不起眼的线索，却意外带来了转机。
负责回溯历史土地问题的小组，在查阅大量陈旧档案后，找到了一份当年那家破产集体企业——临江五金厂的职工安置补偿协议副本。
协议本身并无特别，但附带的职工签字名单中，有一个名字引起了孟寻的注意：王贵！
王贵竟然曾是临江五金厂的职工！
这个发现让孟寻精神大振。王贵作为该厂职工，亲身经历了企业破产、土地被收储继而低价转让给“龙腾实业”前身的过程。
他后来的举报，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在“龙腾实业”工作时目睹了骗税行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很可能与当年这笔存在巨大疑问的土地交易有关！
他掌握的秘密，可能比想象中更多！
虽然王贵已死，但他曾经的工友、当年的厂领导呢？
这些人，或许也知道一些内情，而且由于年代久远，可能并未被对方纳入“清理”范围。
孟寻立即调整方向，指示小组秘密寻访当年临江五金厂的老职工，尤其是与王贵关系较近、或者曾参与过维权的人。
这项工作同样需要极度小心，避免被对方察觉。
调查人员化装成社科研究人员，以进行“企业改革口述史”调研的名义，开始了艰难的寻访。
巡视组与江家及其代理人的较量，进入了一个更加微妙和紧张的阶段。
表面上，围绕着“龙腾实业”的环保、安全等问题，进行着合规层面的博弈。
暗地里，关于土地历史问题的秘密调查在小心翼翼地进行。
而巡视组内部，甄别内鬼的工作也在无声地持续。
孟寻感觉自己像是在走钢丝，一边要应对明处的压力，一边要提防暗处的冷箭，还要在迷雾中寻找那若隐若现的真相之光。
王贵的死，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场斗争的残酷性，也让他肩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愈发沉重。
他偶尔会和远在京城的张晚晴通个电话，听听她的声音，报个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