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81章 王阳明为什么被称为“圣人”？1
【王阳明为什么被称为“圣人”？】
【圣人一出，万朝都了，明朝之前的人只知道孔圣人，而王阳明出现后，他的地位竟能与孔圣人比肩。
众人纷纷议论，他们倒要看看这个王阳明是怎么成为圣人的。】
【王阳明被称为“圣人”，核心在于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卓越成就。
思想上，他创立的阳明心学，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核心观点，深刻影响了后世；事功上，他平定宁王之乱等叛乱，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为维护国家安定做出重大贡献；人格上，他坎坷经历中的坚守与“致良知”的指引，以及“内圣外王”的境界，使其成为后世楷模。其“圣人”称号是历史对其思想、事功、人格全面肯定的结果。
1.“圣人”在中国文化中的含义
“圣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极具分量的称号，代表着人格修养和道德成就的最高境界。其内涵丰富，不同学派、不同历史时期对其理解虽有侧重，但核心都指向一种超越常人的智慧和德行。
儒家将“圣人”视为人伦道德的极致体现，是可以通过学习和修养达到的人格典范；道家则更强调“圣人”与“道”合一，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境界。
总体而言，“圣人”不仅是个体生命的圆满，更是社会理想的寄托，是引导社会风尚、传承文化价值的灯塔。历史上能被公认为“圣人”者凤毛麟角，其标准也极为严苛，通常需要在思想、事功、品德等多个维度都有卓越建树，并能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1.1儒家与道家对“圣人”的理解
儒家思想体系中，“圣人”是理想人格的化身，是道德修养所能达到的至高境界。孔子虽然自谦“若圣与仁，则吾岂敢？”
（《论语·述而》），并感叹“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但他同时强调“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和“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肯定了成圣的可能性与主体能动性。
孟子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认为圣人与普通人本性相同，人人皆可通过修养成为圣人。
儒家的“圣人”不仅具备完美的个人品德，如仁、义、礼、智、信，更重要的是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建立经世济民的功业，并垂范后世。
王阳明继承了儒家这一传统，认为“心之良知是谓圣”，将成圣的根基归于人人固有的良知，破除了对圣人的神秘化认知，使得成圣之路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开放。
道家对“圣人”的理解则与儒家有所不同，更侧重于个体生命与“道”的契合。道德经认为“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强调圣人顺应自然规律，不妄为，不以主观意志强加于人。
庄子则进一步将“圣人”描绘为“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超越世俗的功名利禄，达到精神上的绝对自由。道家的“圣人”是“道”的体现者，他们洞察宇宙人生的真谛，不为外物所累，保持内心的虚静与安宁。
虽然王阳明的心学主要植根于儒家思想，但也吸收了佛道两家的某些智慧，其“致良知”学说中关于去除私欲、回归本心的修养方法，与道家追求的清静无为、返璞归真有相通之处。王阳明认为圣人之本“惟在于此心纯乎天理，而不在于才能”，这与道家注重内在德性而非外在事功的观点也有一定的相似性。
1.2“圣人”的标准：立德、立功、立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衡量一个人是否能够被称为“圣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标准是“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
这一标准最早由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叔孙豹提出，记载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这“三不朽”分别从道德品行、事业功绩和思想言论三个方面对“圣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立德”指的是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成为世人效仿的楷模。这要求个体在道德修养上达到极致，言行举止符合最高的伦理规范，并能通过自身的德行感化他人，引领社会风尚。
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言：“才德全尽谓之圣人”，将“德”置于评价圣人的首要位置。孔子之所以被尊为“至圣”，与其在道德上的完美践行密切相关，他所倡导的“仁爱”思想及其个人品德，成为后世儒家修身的最高目标。
“立功”指的是为国家、民族或社会建立不朽的功业。这要求个体在现实社会中做出卓越的贡献，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推动历史的进步。这种功业不仅在当时产生深远影响，更能泽被后世，为后人所铭记。
例如，历史上那些平定叛乱、治理水患、开疆拓土、推动社会变革的杰出人物，往往因其不朽的功绩而被后人称颂，甚至被尊为圣人或接近圣人的存在。
“立言”指的是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学说，并著书立说，流传后世。
这要求个体在思想文化领域有独到的建树，其言论和著作能够启迪后人，影响社会思潮，并在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如孔子编撰六经，其思想被弟子记录于《论语》，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影响了中国乃至东亚文明两千余年，这便是“立言”的典范。
能够同时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凤毛麟角。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提出，中国历史上达到“三不朽”标准的只有“两个半圣人”，分别是孔子、王阳明和曾国藩（曾国藩算半个）。
这一说法虽然是一家之言，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三不朽”作为圣人评判标准的严苛性与崇高性。王阳明之所以能被列入其中，正是因为他在道德修养、事功成就和思想学说三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符合了传统文化中对“圣人”的最高期许。】
【圣人一出，万朝都了，明朝之前的人只知道孔圣人，而王阳明出现后，他的地位竟能与孔圣人比肩。
众人纷纷议论，他们倒要看看这个王阳明是怎么成为圣人的。】
【王阳明被称为“圣人”，核心在于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卓越成就。
思想上，他创立的阳明心学，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核心观点，深刻影响了后世；事功上，他平定宁王之乱等叛乱，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为维护国家安定做出重大贡献；人格上，他坎坷经历中的坚守与“致良知”的指引，以及“内圣外王”的境界，使其成为后世楷模。其“圣人”称号是历史对其思想、事功、人格全面肯定的结果。
1.“圣人”在中国文化中的含义
“圣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极具分量的称号，代表着人格修养和道德成就的最高境界。其内涵丰富，不同学派、不同历史时期对其理解虽有侧重，但核心都指向一种超越常人的智慧和德行。
儒家将“圣人”视为人伦道德的极致体现，是可以通过学习和修养达到的人格典范；道家则更强调“圣人”与“道”合一，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境界。
总体而言，“圣人”不仅是个体生命的圆满，更是社会理想的寄托，是引导社会风尚、传承文化价值的灯塔。历史上能被公认为“圣人”者凤毛麟角，其标准也极为严苛，通常需要在思想、事功、品德等多个维度都有卓越建树，并能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1.1儒家与道家对“圣人”的理解
儒家思想体系中，“圣人”是理想人格的化身，是道德修养所能达到的至高境界。孔子虽然自谦“若圣与仁，则吾岂敢？”
（《论语·述而》），并感叹“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但他同时强调“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和“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肯定了成圣的可能性与主体能动性。
孟子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认为圣人与普通人本性相同，人人皆可通过修养成为圣人。
儒家的“圣人”不仅具备完美的个人品德，如仁、义、礼、智、信，更重要的是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建立经世济民的功业，并垂范后世。
王阳明继承了儒家这一传统，认为“心之良知是谓圣”，将成圣的根基归于人人固有的良知，破除了对圣人的神秘化认知，使得成圣之路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开放。
道家对“圣人”的理解则与儒家有所不同，更侧重于个体生命与“道”的契合。道德经认为“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强调圣人顺应自然规律，不妄为，不以主观意志强加于人。
庄子则进一步将“圣人”描绘为“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超越世俗的功名利禄，达到精神上的绝对自由。道家的“圣人”是“道”的体现者，他们洞察宇宙人生的真谛，不为外物所累，保持内心的虚静与安宁。
虽然王阳明的心学主要植根于儒家思想，但也吸收了佛道两家的某些智慧，其“致良知”学说中关于去除私欲、回归本心的修养方法，与道家追求的清静无为、返璞归真有相通之处。王阳明认为圣人之本“惟在于此心纯乎天理，而不在于才能”，这与道家注重内在德性而非外在事功的观点也有一定的相似性。
1.2“圣人”的标准：立德、立功、立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衡量一个人是否能够被称为“圣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标准是“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
这一标准最早由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叔孙豹提出，记载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这“三不朽”分别从道德品行、事业功绩和思想言论三个方面对“圣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立德”指的是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成为世人效仿的楷模。这要求个体在道德修养上达到极致，言行举止符合最高的伦理规范，并能通过自身的德行感化他人，引领社会风尚。
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言：“才德全尽谓之圣人”，将“德”置于评价圣人的首要位置。孔子之所以被尊为“至圣”，与其在道德上的完美践行密切相关，他所倡导的“仁爱”思想及其个人品德，成为后世儒家修身的最高目标。
“立功”指的是为国家、民族或社会建立不朽的功业。这要求个体在现实社会中做出卓越的贡献，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推动历史的进步。这种功业不仅在当时产生深远影响，更能泽被后世，为后人所铭记。
例如，历史上那些平定叛乱、治理水患、开疆拓土、推动社会变革的杰出人物，往往因其不朽的功绩而被后人称颂，甚至被尊为圣人或接近圣人的存在。
“立言”指的是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学说，并著书立说，流传后世。
这要求个体在思想文化领域有独到的建树，其言论和著作能够启迪后人，影响社会思潮，并在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如孔子编撰六经，其思想被弟子记录于《论语》，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影响了中国乃至东亚文明两千余年，这便是“立言”的典范。
能够同时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凤毛麟角。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提出，中国历史上达到“三不朽”标准的只有“两个半圣人”，分别是孔子、王阳明和曾国藩（曾国藩算半个）。
这一说法虽然是一家之言，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三不朽”作为圣人评判标准的严苛性与崇高性。王阳明之所以能被列入其中，正是因为他在道德修养、事功成就和思想学说三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符合了传统文化中对“圣人”的最高期许。】
